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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報【記者簡立欣╱專題報導】

課綱爭議中另一項有趣的「漢人政權vs.日本政權優劣」是,新課綱增加了「1920年代之後新型態本土知識菁英的形成,『及其受到五四運動、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作為』」,顯然要將台灣知識分子連結到1919年中國那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,而非日本「大正民主」思潮。

然而,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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竟是誰啟蒙了日治時期台灣本土知識分子,這是一個曲折的過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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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20世紀,台灣的日本殖民統治確立,新一代青年開始去北京、日本留學,也傳回當時「西學東漸」的思想。但當時台灣與中國處於不同的歷史脈絡,1919年一戰結束之後,中國有志青年由於清末留下的弊病和北洋政府的軟弱,而圖思「愛國」和「自救」,但這對台灣青年有隔閡:他們既無「國家長期積弱不振的悲憤感」,也無「外交挫折導致的恥辱感」;五四運動至多只能轉換成,台青對抗殖民政府時的動力,但這需要一個內化和本土化的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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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

再以文學啟蒙本身來看,當時台灣用的語文有日文、中文和台語,兩位新文學運動大將張我軍和賴和,前者主張完全用中國的白話文來創作文學,帶有改造台灣言語的使命;賴和的文學創作則白話文與台語夾雜,其他像文化協會也用口語演講,而非文學傳播來啟蒙民眾,更符合當時需求。

綜合來說,歷史不是一刀兩斷、非黑即白,說「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受到中國影響」不能說不對,但要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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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其本土化的背景和內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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